第一财经日报：很多人认为，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了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机遇。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潘英丽：的确，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范围内存在客观的国际货币替代需求。由于美元长期贬值趋势日益显现，欧元的结构性缺陷能否通过推进欧洲财政一体化予以克服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债权国，中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仍然可期，这将支撑各国政府和国际投资者对人民币的中长期信心，使人民币成为全球范围内最重要的国际储备备选货币。

但是，主权货币充当国际货币需要具备三项条件，即国际认可度、币值稳定性和货币流动性。

在国际认可度方面，人民币的主要问题是法治建设相对滞后和软实力薄弱。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性取决于中国经济转型是否成功。如果经济不能成功转型，那么眼前的人民币升值预期只会引发人民币投机热潮，这种短期投机热潮具有不稳定性、破坏性和可逆性，无助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货币的流动性取决于货币主权国家有无规模巨大、流动性良好、成长性和稳定性俱佳的资本市场和资本项下货币的可兑换。

以上三要素一定程度上已经给出了政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积极作为的领域：法治建设、经济转型和资本市场发展。因此，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不能操之过急。

贸易结构制约

日报：货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国际贸易是否支撑。目前人民币在推行贸易结算。你认为是否有很好的贸易微观基础支撑？

潘英丽：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政府将人民币国际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出台了相关政策积极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但两年来的人民币贸易结算试点呈现出不对称性问题，即进口贸易结算占到了全部人民币结算的90％左右。结果是外国出口商获得了人民币升值利益，中国积累起具有贬值风险的更多美元储备，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状态。进口企业在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使用人民币结算，反映出政府行政推动、追求人民币结算数量指标的重要特征。

从贸易角度讲，目前中国处在垂直国际分工体系的中端，我国从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加工后再出口到欧美国家。这种与亚洲国家的垂直分工而不是水平分工，也就是互为需求的贸易伙伴关系，会制约人民币在亚洲的区域化发展。

通过对亚洲国家的贸易赤字输出人民币的同时，我们将在对发达国家的贸易盈余中积累起更多的美元储备。中国向美欧出口的相对低端产品纯属买方市场，中国企业处于谈判的不利地位，无权选择计价和结算的币种。

因此，在贸易结构调整中，如何将我国参与的国际分工从垂直型转变为水平型，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需要完成的贸易转型。

人民币低估时开放资本账户会导致资产贱卖

日报：你怎么看待人民币国际化所要求的资本项目可兑换？

潘英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货币发行主体必须给持有人提供充分的流动性。这种流动性具有两个含义：一是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市场必须具有充分的流动性；二是人民币可以比较自由地兑换为其他货币。就后者而言，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实现较为充分的可兑换。

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需要三大条件：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体系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国内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需要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汇率处在合理水平。如果人民币低估时放开资本账户，无疑会导致国内资产的贱卖。因此，创造资本账户人民币完全可兑换的条件，需要加快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加快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

另外，政府也需要在人民币汇率政策方面有所作为。在人民币低估情况下，政府应将重心放在不规则地调整中心汇率渐至相对合理的水平。

推进“资本输出、贸易回流”

日报：你理解的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思路是什么？

潘英丽：当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尊重中国经济的三大现实，并以此为出发点：1。短期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实现资本项下的人民币完全可兑换；2。内部市场开发有待时日，出口导向型经济仍有其惯性；3。金融体系较为脆弱、政府宏观调控能力相对有限。

因此，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应从“贸易项下流出、资本项下回流”转变为“资本项下输出、贸易项下回流”的推进策略。

日报：具体推进的路径或着力点有什么？

潘英丽：第一，从满足对外实体经济往来的内在需要做起，通过贸易融资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人民币在商品贸易中的计价、结算和支付；探讨出台相关政策鼓励私募股权等机构投资者的对外股权投资，这将极大提升国家外汇资产的有效配置，在规避汇率风险的同时，促进国外先进技术吸收和本土产业升级。

第二，加快中资银行的国际化进程，从商业银行境外人民币存贷款业务和相关服务做起。

第三，本土人民币国际债券市场的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环节。当前需要加快推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资源型国家的政府在内地和香港地区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促进中国居民对外人民币债权的积累。这不仅有助于中国产品的出口，而且还有助于中国进口资源类产品的人民币计价，因为资源型国家的人民币负债需要通过资源出口换取人民币收入来清偿。